元1785年，一个少年进了斯图加特市立文科中学：他叫黑格尔。是一名税务局书记的儿子。父亲认为，儿子在学校里上点课是不够的。尽管黑格尔把每门学科都学得很出色，升级考试的成绩总是优良，但父亲还是为他聘请了家庭教师。黑格尔读书读得很多，把零用钱都买了书。他常到公爵图书馆里去看书，认为这是一件大很在的趣事。图书馆每逢星期三、六开放，在一个大房间里有一张长桌，上面摆着钢笔、墨水和纸张，供读者使用。读者想看什么书，只要把书名写在纸片上，交给图书管理员，他马上就会把书给找来。黑格尔第一次逛到这里，借了本巴托的《美学导论》德译本，读完了其中论叙事诗一章。
他喜欢读严肃的书；读这些书的时候，还养成成了一个独特的习惯。那就是，把读过的东西详细地摘录在一张张便贴上，然后按照语言学、美学、面相学、数学、几何学、心理学、史学、神学和哲学等项目加以分类。每一类都严格按照字母次序排列，所有摘录都放在贴有标签的文件夹里，这样，不论需要哪一条摘录，都可以马上找到手，这些文件夹将伴随这位哲学家一辈子。年轻的黑格尔在家庭图书室里，保存着一卷小开本的德译莎士比亚剧作集，这是他的一个最受尊敬的教师在他上小学的时候送给他的。扉页上有这样一段题词：“你现在还读不懂，但不久就会读懂的”。在黑格尔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德国的诗歌散文名著陆续问世。如《少年维行之烦恼》、《先知拿单》和《强盗》等等。这位未来的哲学家从中学毕了业，还没有读过这些作品。他爱不释手的一本书是《索菲游记，从默墨尔到萨克森》，这是一部模仿英国家庭小说描写七年战争时期东普鲁士市民生活的小说。赫尔姆斯的这部六大卷精装本的小说，有大段大段惩恶劝善的说教，同时以清新气息的写实手法描写了市民间千篇一律的日常琐事。黑格尔的日记内容也散发出少年老成、谨小慎微、陈谷子烂芝麻的气味，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出众之处。黑格尔为人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甚至枯燥无聊。黑格尔的传记作者菲舍尔写道：“当时谁也不曾预料到，这个陶醉于如此一部乏味小说的平庸少年竟然会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他还将孜孜不倦，力图上进，有朝一日作为当代第一位哲学家而出现”。
在幽静的伯尔尼，黑格尔埋头读书和写作，他打算写一篇关于认识论的文章，他的笔记本上记着许多关于主观精神哲学的材料。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位年轻的哲学家在思考一些古怪的问题：直观是如何变为自觉行动的？神经怎样起到感觉器官的作用？灵魂在哪儿？英国人普里特莱和哈特莱都曾企图解答这些问题。无论如何，黑格尔是知道他们的著作的，那些著作已由斯图加特卡尔学院的教授、后来在图宾根修道院当教授的阿贝尔译成了德文。阿贝尔的论文《论人的观念的本源》的某些部分，黑格尔都逐字逐句地抄录了下来。黑格尔对康德著作的理解日益加深，逐渐领会了它的意义。他给谢林写道，我期待康德体系及其圆满成就在德国引起一场革命。他感兴趣的不是《纯粹理性批判》，他为这部著作所吸引还是后来的事，而是康德的关于实践哲学的著作费希特为这些著作所作的解说：人类终于登上了一切哲学的顶峰，这个顶峰高到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但是，为什么人们迟至今日才想到重视人类的尊严，才想到赏识人类可以同一切神灵平起平坐的能力呢？我认为，肯定人类本身是如此值得尊重，乃是这个时代的最好的标志；它证明压迫者们和人间的神衹们头上的光轮消逝了。
哲学家们正在证明这一尊严，人们将学会感受这一尊严，将不再去乞讨被践踏的权利，而是由自己来恢复它，并把它据为己有。宗教和政治狼狈为奸，宗教所教诲的正是专制政治所要求的东西……黑格尔情真意切地呼吁：朋友们，朝着太阳奔去吧，为了人类的幸福之花快点开放！挡住太阳的树叶能怎么样？树枝能怎么样？拨开它们，向着太阳，努力奋斗吧……那时，谢林已经发表了他的理论见解，而黑格尔觉得他和谢林不能相提并论，他不敢发表他的批判意见。感觉自己仅仅是个学徒，谢林请求黑格尔谈一谈自己的学术研究，黑格尔却说：我的作业不值一谈……可是，在这个时期，他的撰述是很丰富的。他在伯尔尼写过一部早在图宾根就已动笔的著作。这部著作没有写完，直到黑格尔死后才以人民宗教与基督教这个书名出版。在这本断简残篇中，黑格尔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宗教……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使他对宗教感兴趣的，首先是“心灵”，因为真正的、活的、“主观”的宗教表现在感情和行为之中。“客观”的宗教是关于上帝的呆板知识，是和“主观”的宗教相对立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包括在“主观”的宗教里面的。如果“主观”的宗教可以比作活生生的自然之书，那末，“客观”的宗教就是一个自然科学家的标本陈列室，他把昆虫弄死，把植物晒干，把动物泡在酒精里，并把大自然区分开来的一切压进了一个统一的模式。大自然把无穷无尽、各色各样的目的编织成一根友谊的纽带，而自然科学家却在这里设置了一个统一的目的。换句话说，“主观”的宗教是善人特具德行的同义词，而“客观”的宗教则体现了神学；至于两者在道德功效上孰高孰低，黑格尔持谨慎态度，他只认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宗教的色彩，而在于宗教是否成为关乎心灵的事。“客观”的宗教依赖于知性，但知性并不能把原则付诸实践，因为知性只是一个谄媚迎合主人心意的仆人。启发知性固然会使人变得机灵，但不会使人变得更好，也不会更智慧，因为智慧不是学问。有人说，知性产生真理，但是哪一个凡夫俗子敢于断定，什么是真理？黑格尔从启蒙神学那儿借用于“天启宗教”这个概念，来称呼倚仗权威与传统的僵化的宗教。天启宗教的对立面是人民宗教。人民宗教虽然建立在理性之上，但它首先却诉诸感情，而且一切生活要求和国家公共事物都是和人民宗教息息相关的。透过这些神学术语，他显然提出了合理的社会制度这个问题。年轻的黑格尔认为（卢梭也是这样），这种制度的典型就是古代的民主制。黑格尔所批判的首先不是基督教本身，而是它的现状；不是关于人格神的概念，而是都会的机构。谢林因为康德派哲学家信手乱用道德论据，便在一封信中嘲笑了他们：“一下子，跳出来一个救星——天上的一个独特的本体”。读了谢林的这段话，黑格尔简单不懂是什么意思。他问谢林：你是不是认为，我们根本不能达到这一步？谢林马上给了他一个严厉的答复：“你问我是不是认为，我们不能用道德论据达到一个独特的本体？老实说，你的话使我大吃一惊；我真没想到，一个熟读莱辛著作的人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而你却它提出来了，以便探悉我是不是完全解决了它；至于你，想必是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而且，我们两人也不再有关于上帝的正统观念了。那么，我的答复就是：我们所达到的比一个独特的本体更远。同时，我已成为斯宾诺莎派！”
黑格尔却不能宣称自己是个斯宾诺莎派。基督的形象反倒更吸引了他。1795年夏天，他在伯尔尼附近的楚格（瑞士风景区）撰写新宗教创始人的传记。这部传记表面上近似福音书，但是，里面写的是些什么呢？一字不提报喜节、圣灵妊娠，奇迹和死者复活等等。黑格尔笔下的基督是一个诉诸人的理性的道德家。从中可以看出，这位青年神学家的观点有了变化；一年以前，他还在颂扬感情，而今感情让位于理性了。他几乎让基督嘴里讲出了康德的绝对律令：你们如果希望人家按照人与人之间的普遍法则对待你们，那么，你们也应当按照同一原则对待人家，这就是伦理的基本法则。黑格尔这时还没有把伦理和道德分清楚，于是伦理成为虔敬的唯一尺度。人人都要按照他的行为来衡量，殊不知人即个人却高于一切。过了几个月，这位青年思想家又埋头于别的问题，基督教以个别人物事迹为内容的讲道说教，已不再适合他的口味。他开始写一篇新稿，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那篇基督教的天启性，大家知道，黑格尔所谓的天启性，意味着稳定，凝固，因此也就是僵化。黑格尔把基督的原始教义和后来产生的有组织的基督教区别开来，又把后者和成为国教的基督教区别开来。基督教的这三种不同形态，是基督教日益僵化、即“天启”特征日益深化的几个阶段，而这些特征在它创始人的训诫中也早就有了。基督当年便努力通过人们对于他自己的权威的信仰，来破除犹太教的“天启性”。且看基督周围的情况吧。黑格尔将基督同苏格拉底作了比较，人人都可以成为苏格拉底的学生；苏格拉底的朋友中有商人，士兵，政治家，他们各人有各人的职业。与此相反，基督身边只有十二个使徒，他们作为他的学说的宣讲者，只是为了基督，为了他的言行而活着。这就是精神上的独断主义和对权威的信仰创造了条件。基督教是怎样得势起来的呢？古代世界的“人民宗教”又为什么消失了？在黑格尔那个时代流行过一种答案，据说当初人们已不再不能信奉那些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搞不正当关系的希腊诸神，于是对基督的信仰便起而代之，更好地适应了人们心灵的需要。可是，黑格尔并不满意这个答案。古代宗教之从人民心中一笔勾销，并不是由于书斋结论，而是基督教得以传布开来，也不是由于人民受到开导。黑格尔认为，希腊罗马的宗教本是自由人民的宗教，人们一旦丧失自由，这些宗教也就消失了，失去了意义，变得软弱无力，对人们没有用处了。如果河床干枯了，渔夫还要鱼网干嘛呢？由此看来，基督教是专制政治的产生。国家本是由公民的自身行动产生的，一当国家观念从公民心中消失时，但出现了基督教。这时，为国家这个整体操心，已只是一个人或少数个人的事情，人人都有被指定的地位，这个地位都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彼此不同。国家机器的管理工作则由少数公民来承担，这些人的作用和小齿轮一样，只有和别的齿轮连接在一起才获得意义。谁也不再为整体而努力了，各人都为自己劳动，或者被迫为别人劳动。黑格尔的早期著作决没有宣扬教会神学，倒不如说它猛烈了攻击了教会。当然，首先是针对基督教，但也不仅仅针对基督教。整个教会体系的基本错误，就是否定人的精神有权具备各种能力，特别是其中第一种能力，即理性；而当理性被教会体系所否定之后，教会体系就无非是一个不把人当人的体系。这就不单纯是对于官方基督教的批判了。黑格尔揭露了教会对精神自由的压迫。宗教不过是专制政治的外衣，而专制政治则卫护着现存的宗教教义。为了重新获得失去了的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必须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在某个时期内，年轻的黑格尔认为，改造的办法在于消灭国家。他在1796年初夏所写的德意志唯心主义的第一个体系纲领，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思想立场。在这篇残稿中，他按照赫尔德的意思，把国家说成有点机械性，反人道——是由暴力产生的，是注定要消亡的——是一架机器。因此，我们必须超越国家！因为每个国家都必须把自由人作为机械的齿轮装置来对待；而它是不应该这样对待自由人的；因此它应该消亡。哲学家黑格尔想剥开国家、宪法、政府、立法这一整套卑劣的人造物的画皮——彻底剥开。黑格尔还认为有“永久和平”的可能性，他把美的思想看作最高的思想，并号召创造一种新的神话学，理性的神话学：现在我深信，由于理性包含所有的思想，理性的最高行动是一种审美行动；我深信，真和善只有在美中间才能水乳交融。哲学家必须和诗人具有同等的审美力。我们那些迂腐的哲学家们是些毫无美感的人。精神哲学是一种审美的哲学。一个人如果没有美感，做什么都是没精打采的，甚至谈论历史也无法谈得有声有色。简直不能相信这些话出自黑格尔笔下，这和他后来所写的一切想去实在太远，以致有人怀疑它们未必是黑格尔写的。的确，黑格尔这里把理性包摄在美感之中，而理性到黑格尔晚年却占据着最高的位置。未来的国家辩护士在这里还把国家攻击得体无肤。但是，这种国家观在一定期间却正是黑格尔青年时代的国家观，而且第一个体系纲领决不是这种观点的唯一证明。我们且来看看耶稣传吧，黑格尔的基督对他的门徒们说：你们总希望看到在尘世建立起上帝的王国；总有人对你们说，这里或那里有这样一个受道德规范约束的人与人相亲相爱的乐园——不要相信那些谎话吧；不要希望在一个冠冕堂皇的人的团体中——也就是在一个国家的表面形式中，在一个由教会诫律所统治的社会中，看到上帝的王国。黑格尔喜欢在伯尔尼和楚格郊区散步，有一次，他和三个跟他一样的家庭教师结伴，一起到阿尔卑斯去游览了几天。他们到了格林德沃尔特冰河，到了莱辛巴赫瀑布，接着去圣哥大，又跨过恶魔桥，渡过菲尔瓦尔德施塔特湖，到了卢策恩，然后从那儿回到伯尔尼。黑格尔对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无动于衷，黑格尔在旅行日记中写道：无论是眼睛还是想象力，都不能够在这些奇形怪状的大土堆上找到什么可以赏心悦目的，或者可以消遣消遣的……理性想到这些山岳的恒久性，或者看到人们称之为巍巍崇高的风貌，也没有发现一点什么可以使它铭记不忘，使它不得不表示惊讶或赞叹的。凝望这些永远死寂的大土堆，只能使我得到单调而又拖沓的印象：如此而已。
哲学家全神贯注于本世纪沸腾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阿尔卑斯山岿然不动的庄严气象引不起他的兴味。他所追求的既不是寂静，也不是安宁。如果他在大自然中找到某种和他的思想相应的东西，他才感到由衷的高兴。在一个人迹罕至、岩石众生、根本无法居住的地方，他却冥想到目的论的荒诞无稽，因为这种学说认为大自然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的。一个人呆在这种地方，简直不得不从山上偷取一点可怜的食物，哪怕明天他会不会被一场雪崩所吞没，他也没有把握。在这种不毛之地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理论，只是不会产生物理目的论，因为这种理论想使人相信，大自然的一切都是为着人的福利而安排的。黑格尔觉得他那个时代的特点是，人们宁愿洋洋得意地认为，一切都是由一个外在的本体造成的，而不愿承认，是人本身为大自然制定了它的一切目的。投合黑格尔口味的是另一种迥然不同的风景：他毕生爱好为人所掌握并加以整顿过的大自然。晚年的黑格尔欣赏荷兰的肥沃牧场、蒙麦特里的花园，多瑙河谷地和海得堡的郊野。未曾开发的荒芜的自然使他兴致索然。再说，黑格尔远离亲友，久滞异邦，寄身于一个一本正经的贵族之家，总不会感到那么自在，他请求荷尔德林和谢林帮助他摆脱这个环境，让他回到故乡去，过了一些时候，到1796年10月，那时正在法兰克福当家庭教师的荷尔德林才给了他一个佳音：商人戈格尔表示想以十分优厚的待遇邀请黑格尔到他家当家庭教师。1798年，黑格尔第一次在法兰克福印行了他的一本译作。这是一本原作者姓氏不详的小书，封面上印着关于瓦得州对伯尔尼城的旧国法关系的密信。译自一个已故瑞士人的法文本，书中附有注释等字样。黑格尔是本书的译者，也是注释者。《密信》的作者原来是瑞士律师卡特，他在这本书中揭发并抨击了伯尔尼在法国人进驻之前一直实行的专制制度。黑格尔注意到作者的几点想法和自己的见解不谋而合。伯尔尼州缺乏公民自由，这一点首先表现在权势人物蔑视法律，判决权完全掌握在大小官府手里。因此实际上谈不上奉公守法，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这个州那样，有那么多人被处决，被绞杀，被辗死或者被烧死，被告答辩徒具形式，犯人根本享受不到这种权利；最高法院看也不看案卷，就机械地批准了下级法院的判决。黑格尔和以前一样，首先关心政治、社会状况和宗教。不久，他又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兴趣。不久，他又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兴趣。1799年初，黑格尔读了英国经济学家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研究》。他开始思考财产问题，并推断出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于财产。从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所写的一个片断中，我们可以读到：“在近代国家中，保证财产安全是决定整个立法的关键，公民们大部分权利都与此有关。在古代一些自由的共和国里，严格意义的财产权，即我们所有官府的心事，我们国家的骄傲，就已经为国家宪法所侵犯……究竟有多少严格意义的财产权，不得不为了维持共和国的形式而牺牲，这是大可研究的。如果认为，法国无套裤汉（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城市平民的称呼）制度要求大幅度地均分财产，其根源仅仅在于贪欲，那未免冤枉这个制度了。”
看来好像哲学问题已不能打动年轻思想家的心了，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人们只要观察得细心一点，还是可以看到黑格尔在精神世界中，哲学问题仍起着隐蔽的作用，在某些场合甚至是主导的作用，尽管它表面上退居幕后。证据就是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所写的最重要的著作，一篇没有完成的手稿：「基督教精神及其命运」。和以前一样，主角还是耶稣。但是，这个耶稣已不再是康德伦理学的代言人，而是这个学说的反对者了。乍见之下，黑格尔好像只是在驳斥古犹太的立法之父摩西。他这样写道，摩西的十诫是作为上帝的话语被提出来的，它们不是真理，而是律令。犹太人是不自由的，他们仰仗他们的上帝，而为人所仰仗的东西，就不能对人具有真理的形式。犹太人——和希腊人相反——是一群奴才，而奴才的最高真理恰在于他有一个主人。「统治和屈从」是同真理、美和自由水火不相容的。黑格尔笔下的基督要改造古犹太国流行的拘泥教规的风气，教人注重十诫的精神，注重驿上帝和对邻人的爱，这种爱把个人气质和社会责任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了。文章接下去就不再是基督和摩西之争，因为黑格尔开始直接同康德展开了论战。康德认为，道德是个别服从一般——服从良心的驱使——换句话说，就是一般战胜了同它相对立的个别，而黑格尔却认为其任务在于使个别上升为一般，通过二者的调和来扬弃这一对立。这里显示了黑格尔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后来由此开始产生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找到那个将同个别和特殊结合起来的非形式的一般呢？辩证逻辑就是从伦理学萌芽的。问题发现了，任务——如何把个人气质和道德诫律、把个别和一般结合起来。但是黑格尔最初提出的解决办法，后来连他自己都丝毫不能满意。黑格尔把生活及其最高表现，即能够调和矛盾的爱的感情，当作解决问题的手段。旧约全书有一条诫律是：不要杀人！耶稣拿和解精神（爱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更高的禀赋和那条诫律作对比，前者不仅不违犯后者，而且使后者成为多余；和解精神包含如此丰富、生动的内容，因此根本不需要什么诫律那样贫乏的东西。如果不提到德国的神秘主义，那么，就没有把决定黑格尔精神发展的因素讲齐。他在法兰克福摘抄过神秘主义大师埃克哈特和陶勒尔的著作。他的不少辩证思想在某些方面可以追溯到神秘主义。这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在青年时代甚至赏识过巴德尔。巴德尔的几何学方法激发了黑格尔的想象，他想在一个四边形里作出一些三角形，并在这些三角形里作出一些小三角形，试图利用这个方法从各方面把世界加以体系化，但是他终于发现这类直接的直观模式是不可能有的。黑格尔厌恶正教，却对异端抱有好感。他认为，只要以国家名义出现的教会不停止扼杀思维，异端和教派就会存在下去。如果说黑格尔把宗教放在哲学之上，那么他这里并不是指的官方的教义。正因为这样，哲学不得不和宗教一起完结，因为哲学是一种思维，多少是和非思维相对立的，又多少和思维着的人和被思维的东西相对立……宗教扬弃了个别存在的一切矛盾，生活在宗教中体现了某些无限的东西，使一切对抗都从中消失。当黑格尔三十岁时，他父亲于一年前去世，黑格尔分到的遗产是一笔不太大的款项，约三千多古尔盾，但是要登上大学讲坛，这笔钱倒也够用。1801年元月，黑格尔启程前往耶拿。